《聊斋志异》（简称《聊斋》，俗名《鬼狐传》）是中国清朝小说家蒲松龄创作的文言短篇小说集，最早的抄本在清代康熙年间已有流传。

全书共有短篇小说491篇（张友鹤《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朱其铠《全本新注聊斋志异》为494篇）。它们或者揭露封建统治的黑暗，或者抨击科举制度的腐朽，或者反抗封建礼教的束缚，具有丰富深刻的思想内容。描写爱情主题的作品，在全书中数量最多，它们表现了强烈的反封建礼教的精神。其中一些作品，通过花妖狐魅和人的恋爱，表现了作者理想的爱情。

作品鉴赏

作品主题

揭露现实：《聊斋志异》的重要主题，是揭露现实政治的腐败和统治阶级对人民的残酷压迫。作品反映了封建社会的根本矛盾，具有更高的思想价值。

《聊斋志异》中，有着正统的传统儒释道思想和民间因果报应思想。作善获福、作恶遭殃的思想时时处处都能体现出来：“聊斋非独文笔之佳，独有千古，第一议论醇正，准情酌理，毫无可驳。如名儒讲学，如老僧谈禅，如乡曲长者读诵劝世文，观之实有益于身心，警戒顽愚。至说到忠孝节义，令人雪涕，令人猛醒，更为有关世教之书。”（冯镇峦《读聊斋杂说》）在《聊斋志异》中有大量的冥游故事、转世投生的故事，反映了一种因果报应、善恶轮回的观念。有的研究者认为《聊斋志异》中的果报故事主要是融注了蒲松龄对科举考试的个人体验，因为像《考城隍》《叶生》《陆剑》《雷曹》《青梅》《续黄粱》《考敝司》《公孙夏》《褚生》《司文郎》《于去恶》《三生》等故事都是反映人间科举考试的不公，而借鬼神世界宣泄长年不遇的怨愤，实现人世无法实现的仕进愿望。对此，人们并不否认，但是还应看到的是，这些果报故事同样还是民间轮回果报信仰的体现。儒家的临难不苟免、临财不苟得的精神多有体现。《水莽草》一篇塑造了一个反对世俗损人利己、坚持仁爱、勇于斗争的祝生的性格。类似于祝生这样的形象，还有很多。作者创造这样义重如山的人物形象，在当时人欲横流、只讲势力、不讲情义的窳败（yǔbài）社会里，用这样一些活生生、富有感染力的正面艺术形象来批判黑暗社会，作者的热情和用心，都是让读者肃然起敬的。

爱情题材：《聊斋》爱情篇章塑造的人物形象众多，他们性情有别，面貌各异。蒲松龄在这些爱情题材作品中，或集中笔力描写男女主人公之间至死不渝的爱情，歌颂爱情超越时空的巨大力量，寄托其对情爱关系的思考（这类作品数量较多，且篇幅较长、情节曲折、叙事婉转、文字优美）；或借爱情故事以揭露、批判某种社会现象，如男子的始乱终弃、女子的嫉妒泼辣，从而达到道德劝谕的目的；或通过爱情描写来赞扬女子的某种品德、才能，如：识英雄于尘埃、从一而终，甚至是像男子一样经营家产、参加科举考试，等等。

《聊斋》的爱情篇章中，绝大多数是从男子一方起笔，写男子在不同的机遇下，如何得到美妻、美妾或红颜知己，有的作品甚至是写一男而得双美。而女主角一方，人间女子和由来自异域的狐、鬼、仙、精灵幻化而成的女性，她们在爱情婚姻关系中的表现是大不相同的。前者很少处于主动地位，蒲松龄虽然也赞扬她们对爱情的执着、对爱人的忠贞，但是她们的行动总有些束手束脚，封建礼教对女性的约束作用在她们身上表现得极其明显。而后一类女子则几乎全是主动出现在男子面前，主动接近男子，乃至“自荐枕席”，许之以身；她们热情奔放、不拘礼法，有的甚至还嘲笑男子的忸怩作态，宣称“春风一度，即别东西，何劳审究？岂将留名字作贞坊耶？”（《荷花三娘子》）。

可见，蒲松龄在人间女子身上给予的更多是同情、鼓励、支持、赞许的感情因素。他同情封建社会现实生活中的女子，鼓励她们奋力争取自由的爱恋和幸福的生活，支持、赞许她们为反抗封建礼教对自己心灵的禁锢而作出的种种努力。而对于异类女子，由于她们离现实较远，蒲松龄则赋予她们更多行动的自由和独立的人格，使她们具有了一定程度的反传统、反礼教的精神。如同写妓女的《瑞云》和《鸦头》篇，从蒲松龄对这两篇作品的处理可以看到，无论多么诚挚热烈的爱恋，在面对黑暗且势力强大的现实时，总显得那么无助、无力。作者往往只有借助超现实的力量，才能摆脱现实对人的羁绊。

《聊斋》爱情篇章中的男女主人公，追求的大都是真正的爱情，他们的结合建立在两情相悦、互为知己的前提下，而且是以德、才作为选择爱情对象的标准。那些聪慧、善良、美貌的女主人公的择偶对象多为勤奋好学、人品端正，然而家境贫寒、境遇落魄的士子，这就打破了门当户对、以财取人等传统观念的樊篱。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蒲松龄还刻画了男女之间纯精神的知己之交，他们心有所感却未报之以身，而是默默地生活在对方身边，有的还有了自己的家庭。

艺术特色

一是采用传奇的方法来志怪。传统的志怪小说，大抵叙述鬼神怪异之事，篇幅短小又仅“粗陈梗概”，语言简约而显示不出文采。而唐代的传奇小说则“叙述宛转，文辞华艳”，小说的主体是人间人事人情人态。蒲松龄借用传奇的特长，来写花妖狐魅，使小说内容精彩且充实，情节离奇而生动，展现出极其迷幻曲折的色彩。

二是情节委曲，叙次井然。《聊斋志异》增强了小说的艺术素养，丰富了小说的形态、类型。小说的要素之一是故事情节。文言小说演进的轨迹之一便是由粗陈梗概到记叙委婉。《聊斋志异》中精心结撰的故事多是记叙详尽而委曲，有的篇章还特别以情节曲折有起伏跌宕之致取胜。如《王桂庵》写王桂庵江上初逢芸娘，后沿江寻访苦于不得，再后偶入一江村，却意外地再见芸娘，却又由于一句戏言，致使芸娘投江；经年自河南返家，途中又蓦地见到芸娘未死，好事多磨，几乎步步有“山重水复，柳暗花明”之趣。《西湖主》写陈弼教在洞庭湖落水，浮水登崖，闯入湖君禁苑、殿阁，本来便有“犯驾当死”之忧，又私窥公主，红巾题诗，到了行将被捉、必死无疑的地步，却陡地化险为夷，变凶为吉，做了湖君的乘龙快婿，极尽情节腾挪跌宕之能事，可以说情节的趣味性胜过了内容的意义。然而，这也只是作者创作的一种艺术追求，《聊斋志异》里也有不重故事情节、乃至无故事性的小说。

《聊斋志异》中许多优秀的作品，较之以前的文言小说，更加重了对人物环境、行动状况、心理表现等方面的描写。作者对各类人物形象，都描写出其存在的环境，暗示其原本的属性，烘托其被赋予的性格。写人物活动时具体生动，映带出人物的情态、心理，也是以往的文言小说所少有的艺术境界。在一些篇章中还突出地描绘出一种场面，发挥不同的艺术功用：《狐谐》重点叙写的是狐女与几位轻薄书生互相讥诮的对答场面，不露其形貌，只由其言语、嬉笑之声，便刻画出一种爽快、机敏而诙谐的性格。《聊斋志异》使小说超出了以故事为本的窠臼，变得更加肥腴、丰美，富有生活情趣和文学的魅力。

作者反对“硬铺直陈”，加之写的是花妖鬼狐之事，便于驰骋想象，所以许多作品情节怪异谲诡，变幻莫测，极尽腾挪跌宕之能事。同时，它们也有自身的逻辑性，合乎人情物理。

三是描写丰美，形象生动。较之以前的文言小说，作品加重了对人物环境、行动状况、心理表现等方面的描写。如《连琐》开头便写杨于畏“斋临旷野，墙外多古墓，夜闻白杨萧萧，声如涛涌。”为鬼女连琐的出场设置了阴森的环境。《红玉》写红玉初见冯相如：“一夜，相如坐月下，忽见东邻女自墙上来窥。视之，美。近之，微笑。招以手，不来亦不去。固请之，乃梯而过，遂共寝处。”生动地表现了两情相悦的情景。

四是语言精练，词汇丰富，句式富于变化。如《婴宁》中，写婴宁爱笑，就用了“笑容可掬”“嗤嗤笑不已”“笑不可遏”“复笑不可仰视”“大笑”“笑声始纵”“狂笑欲堕”“且下且笑”“微笑而止”“室中吃吃皆婴宁笑声”“浓笑不顾”“孜孜憨笑”“笑处嫣然”“笑极不能俯仰”“放声大笑，满室妇女为之粲然”，总共不下二十余处，但无一处相同，各有特色，且符合不同的情境。

后世影响

《聊斋志异》将中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发展到了一个新高度，从此以后，文言小说就雄风难再了。《聊斋志异》之后，虽有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等，但已难成气候。

《聊斋志异》一问世，就风行天下，翻刻本竞相出现，相继出现了注释本、评点本，成为小说中的畅销书。文言小说也因此出现了再度蔚兴的局面。这时产生的一大批文言小说专集中，沈起凤的《谐铎》、和邦额的《夜谭随录》、浩歌子的《萤窗异草》等是传奇体为主的笔记小说，大都作品都是模仿《聊斋志异》之作。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艺术水平都不及《聊斋志异》。

《聊斋志异》自（乾隆三十年）1765年初刻，其后200年间，所刊版本极多。因此人称：“流播海内，几千家有其书。”《聊斋志异》不仅在中国国内深远，而且在中国国外也有很大影响。19世纪以来，先后出现了英、德等六十几种外文译本。它已被写进世界各主要国家的大百科全书，从而成为享有很高声誉的世界名著。

作品评价

清代王士祯《聊斋志异》题诗：“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诗（时）。”

清代冯镇峦〈读聊斋杂说〉：“聊斋非独文笔之佳，独有千古，第一议论醇正，准情酌理，毫无可驳。如名儒讲学，如老僧谈禅，如乡曲长者读诵劝世文，观之实有益于身心，警戒顽愚。至说到忠孝节义，令人雪涕，令人猛醒，更为有关世教之书。”

现代文学家郭沫若：“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 现代文学家老舍：“鬼狐有性格，笑骂成文章。”

作者简介

蒲松龄（1640—1715），字留仙，一字剑臣，号柳泉，世称聊斋先生，淄川（今山东淄博）人，清代文学家。早年即有文名，但始终未中举，直至七十一岁才援例为贡生。长期为塾师、幕友，郁郁不得志，所著文言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亦工诗文，著作有《聊斋文集》《聊斋诗集》。

索书号：I242.1/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