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是司马光奉宋英宗和宋神宗之命编撰的一部编年体通史。由司马光本人担任主编，在刘攽、刘恕和范祖禹的协助下，历时19年而编撰完成。宋神宗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遂赐名《资治通鉴》。
全书分为294卷，约三百多万字，记事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截止到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按照时间顺序记载了共16朝1362年的历史。《资治通鉴》中引用的史料极为丰富，除了十七史之外，还有各种杂史、私人撰述等。据《四库提要》记载，《资治通鉴》引用前人著作322种，可见其取材广泛，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与司马迁的《史记》并列为中国史学的不朽巨著。《资治通鉴》自成书以来，一直受到历代帝王将相、文人墨客的追捧，点评批注它的人数不胜数。《资治通鉴》保存了很多现在已经看不到的史料，更重要的是，它对之后的史官创作、中国的历史编撰、文献学的发展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作品鉴赏
正统观念
在司马光的正统观中，最有特色的是其「相对正统」的观念。所谓「相对正统」，是指在分裂时期，没有任何一个王朝完全正统或完全不正统，每一个王朝的「正统」都是相对于其他王朝而言的。如曹魏相对吴蜀为正统，而蜀又相对吴为正统，吴也并非完全不正统。[17]
相对正统观最突出的反映在南北朝时期。在司马光之前，绝大多数史家不是「正」北「僭」南，就是「正」南「僭」北，所谓「南谓北为索虏，北谓南为岛夷」，司马光认为「皆私己之偏辞，非大公之通论。」，于是认为南北朝均为正统。虽然相对而言，北朝比南朝的正统性稍低，但依然被认为是正统政权。
在一部编年体史书中，同一个时期能够有两个「正统」王朝的存在，其创举在于认为正统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而是相对于同时存在的其他王朝而言的，这是司马光相对正统观的核心。在同一个历史时期，既可以有两个都比较正统的王朝同时存在，也可以出现某一王朝相对另一王朝不正统，而相对其他王朝更为正统的情况，这都可以视为这一相对正统观的具体表现形式。
司马光正统观念最关键的一点是只要没有实现大一统，任何一个王朝都不是绝对「正统」，其「正统」性都是相对于其他王朝而言的，或者说，在割据政权当中，不存在完全「正统」的王朝。不需要与其他王朝「比长挈大」的完全「正统」的王朝，只有已经实现了大一统的王朝。所谓「自古天下无道，诸侯力争，或旷世无王者，固亦多矣」。这「旷世无王者」意思就是非大一统时期常常就没有一个真正「正统」的政权。
关于司马光为何在三国时期认为曹魏相对正统，坚决反对刘恕的「帝蜀」说，理由不是其常常标举的「夫统者，合于一之谓也」，而是「昭烈之汉，虽云中山靖王之后，而族属疏远，不能纪其世数名位」，并与「南唐烈祖称吴王恪后，是非难辨」联系起来，其「不帝蜀」的用心，昭然若揭。
李昪建立南唐，自称唐后，承唐「正统」，实力强大，窥伺中原，后虽渐趋衰弱，但北宋进行统一战争时，其抵抗在南方诸国中仍最为顽强。因此，北宋对南唐一直有所忌惮。南唐立国江南，本非唐朝后裔却以此自居，与中原王朝对峙数十年；蜀汉建国川蜀，自称汉室正统并宣称绍汉，与曹魏血战将近半世纪，二者的相似引人联想。为不予南唐正统，「不帝蜀」确有必要，这在黄初二年「臣光曰」和《答郭纯长官书》中都有明显表露：
蜀先主自言中山靖王之后，而不能举其世系。后唐出于沙陀，姓朱邪氏，唐赐之姓。李昪起于厮役，莫知其姓…及称帝，慕唐之盛，始自言姓李。初欲祖吴王恪，嫌其诛死，又欲祖郑王元懿，命有司检讨二王苗裔，有司请为恪十世孙。昪曰「历十九帝，十世何以尽之？」有司请以三十年为一世，议后始定。
对此，司马光问道「今三家皆谓之余，可乎？」在对南唐「唐室后裔」的身份极尽嘲讽的同时，将其与刘备联系起来，充分表明了司马光不以蜀汉为正统，是为了不「正」南唐。
东晋与十六国的正统之辨可在论正统的「臣光曰」中找到答案「周、秦、汉、晋、隋、唐，皆尝混一九州，传祚于后，子孙虽微弱播迁，犹承祖宗之业，有绍复之望，四方与之争衡者，皆其故臣也，故全用天子之制以临之。」东晋作为西晋的「子孙」，是西晋的合法继承者，正统性与西晋相同。十六国统治者皆为「故臣」，东晋君主可以「全用天子之制以临之」，在相对正统观的影响下，正统性自然很低。作为宋朝人，以五代为正统自然不难理解，但司马光并未完全否定十国的正统性，实属难能可贵。
司马光的正统观是相对正统观，如果南朝的正统是相对于北朝而言，那北朝就必须是相对意义上的僭伪，其君主再无称「帝」资格，遑论举兵征「伐」南朝。可事实并非如此，南朝虽然比北朝更为「正统」，但北朝也具有较高的正统性：可以君主称「帝」，出兵称「伐」。同一时期出现两个较为「正统」的政权，是司马光历史观的特色之处。
司马光判断一个王朝是否正统，不讲「华夷之辨」，完全不考虑该王朝是否为汉族王朝。在南北朝时期，司马光不会因为北朝乃少数民族所建，就降低乃至否定其正统性，不过，依照王朝的承传顺序同时为了更好地保持纪年连续性，司马光选用了南朝纪年，这就势必要在正统性上对南北朝加以区别，因此才会出现这种情况。这既反映了司马光历史编纂的灵活性，也说明他的正统观充分考虑了时势的要求。
司马光的正统观也有保守的成分：基于传统的道德观念，他认为秦、晋、隋不是完全正统的王朝，不赞成「秦得天下，无异禹、汤」的说法。然而实际修史过程中，司马光最终只「降低」了秦和两晋的正统性，而视统一之后的隋朝为完全正统。这可能是考虑到隋一唐一五代一宋的承袭关系，避免有损于宋朝的合法性。
编辑方法
司马光生活的北宋，《二十四史》中的十七史已经修成。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时，在整合史料的基础上开创性地将纪传体史书中的史料按照时间顺序形成编年体通史，使历史事件和时间有机结合在一起，改变了纪传体体例的一些弊端，使人清晰地看到某一时间的具体历史事件，便于对历史形势做整体考察。
为了便于叙述，减少因编年纪事同一事件分散记载的缺点，《通鉴》记人记事也采用了一些新方法。譬如，一个人物首次出现，多冠其祖籍，或插叙世系。叙事先提其纲，然后再谈细节；长篇叙事必追溯由来，其次再及本事，等等。
书法义例
司马光虽然宣称「非若《春秋》立褒贬之法」，但实则并不排斥「《春秋》笔法」。《资治通鉴》虽非一手文献，所载史事皆来源于前代史书，然而将其记载与其史源进行对比即可发现，虽然有一些「帝」「主」「崩」「伐」承自前人，但也有很多改动，《通鉴》在君主生称、君主死称和战争书写三个方面，都有着特定的「书法义例」。
作品影响
《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
司马光在编修《资治通鉴》时，不仅妥善地将纪传体揉入编年体中，使纪传之详细与编年之简明结合起来，中国古代编年体史书因按年纪事，故没有篇目，不作目录，只是以年检索。司马光突破这种旧例，分三部分将年表、帝纪、历法、天象、目录、举要及索引集于一块，开创了编年体史书多功能目录的新体例，使《资治通鉴》更臻于完善，将中国的历史编纂推进到了新的水平上。
司马光对《资治通鉴》文献整理思想，文献整理模式及方法，不仅结出了丰硕成果，丰富了中国古典文献学理论，而且对文献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资治通鉴》自成书以来，历代帝王将相、文人骚客、各界要人争读不止。点评批注《资治通鉴》的帝王、贤臣、鸿儒及现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学者不胜枚举、数不胜数。作为历代君王的教科书，对《资治通鉴》的称誉除《史记》外，几乎都不可以和《资治通鉴》媲美。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与司马迁的《史记》并列为中国史学的不朽巨著，所谓「史学两司马」。
2020年4月，《资治通鉴》列入《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首次向全国中小学生发布阅读指导目录（2020年版）》。
作品价值
借鉴价值
《通鉴》在很多方面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司马光创作《通鉴》的目标极为明确，就是鉴于往事，有资于正道，要为统治者总结历史得失成败，帮助宋代君主更好地继续统治。司马光在编写过程中强化了政治方面的内容，总结政治管理经验，重视礼制和民生，分析用人和用权，讲究权变和平衡，是一部非常出色的执政参考书。历代执政者、名臣、学者都非常重视《资政》这部书，从中汲取政治营养。对于普通人，我们可以从《通鉴》中学习做人、处事的原则和方法。虽然时代不断变迁，但像诚信、宽容等基本价值是永恒不变的。《通鉴》中的诸多历史真实故事会使我们对于现实生活有更深刻的领悟。
学术价值
司马光是一个集政治、思想、学术于一身的大家，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善于选人用人，创作了学术巨著《通鉴》，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对史学来说，《通鉴》含有丰富的史料价值，创造了「通鉴学」；对文献学来说，司马光等提出的制作丛目、考异等方法，具有独创性；对文学来说，《通鉴》叙事逻辑严谨，善于营造气氛，遣词造句准确；对理学来说，《通鉴》中的重要思想推动宋明理学的发展；对政治学来说，《通鉴》中的史论部分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和社会管理功能。
作品评价
曾国藩：窃以先哲惊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文温公《资治通鉴》，其论古皆折衷至当，开拓心胸。能窃物之理，执圣之权；又好叙事所以得失之由，脉络分明；又好详名公巨卿所以兴家败家之故，使士大夫怵然知戒，实六经以外不刊之典也。
梁启超：司马温公《通鉴》，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结构之宏伟，其取材之丰赡，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势不能不据以为蓝本，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温公亦伟人哉！
陈寅恪：夫吾国旧史多属于政治史类，而《资治通鉴》一书，尤为空前杰作。
毛泽东：《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叙事有章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读这部书，可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作者简介
司马光（1019—1086），北宋大臣、史学家。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属山西运城）速水乡人。世称沫水先生。宝元进士。仁宗末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速院。治平三年（1066）撰成《通志》八卷上进，英宗时设局续修，神宗时赐书名为《资治通鉴》。王安石行新政，他竭力反对。神宗不从其议，任为枢密副使，坚辞不就，后出知永州军。次年退居洛阳，续撰《通鉴》，元丰七年（1084）成书。次年哲宗即位，太后听政，入京主国政。元祐元年（1086）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废新法。为相八月病死。追封温国公。著有《司马文正公集》《稽古录》《涑水记闻》等。
索书号：K20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