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克里斯托夫》是法国作家罗曼·罗兰于20世纪初创作，并于1912年完成的长篇小说，罗曼·罗兰凭借此书获1915年诺贝尔文学奖。作品以贝多芬为原型。
小说分十卷叙述德国音乐家约翰·克里斯托夫从少年觉醒到晚年超脱的生命历程，以莱茵河为贯穿意象，展现其对抗庸俗艺术、追求人性真谛的挣扎与升华。通过主人公与社会偏见及内心矛盾的冲突，作品探讨艺术理想与人格成长的辩证关系，采用交响乐式叙事结构，开创“音乐小说”体裁。全书通过主人公的成长轨迹折射出欧洲知识分子的精神图景，交织现实批判与人文理想。
该小说一经面世，即风靡欧洲以及世界各国。这篇小说前三章于1905年获得费米娜文学奖，罗曼·罗兰于1913年凭借该小说获法兰西学院文学奖金。
作品鉴赏
主题思想
对“生命力”的歌颂
约翰·克利斯朵夫创造的作品以顽强的生命力冲击着欧洲艺术界，而他不羁的个性却把世人惹恼了，恶毒的攻击让他只有逃往法国。当他在法国为了生存而不得不接受哀区脱给他的工作——篡改大师的作品编一些基础乐谱的时候，他流泪了。而这种屈辱使他明白生存的无奈，他告诉自己为了生活而赚取面包是用不着脸红的，该脸红的是那些逼他用这种代价去换取面包的人。当他获知好友奥里维死讯时，横躺在路上，号啕大哭。丧失了所爱的人这一打击对于克利斯朵夫是十分可怕的。因为那时他生命的本体暗中已经动摇了，他觉得似乎丧失了一切爱的意义。生命的脆弱刺激着他敏感的心灵，可专横的生命力却不容许他放弃生命。他开始集中精神工作。而这时他又被情欲的利剑刺中，与好友的妻子阿娜陷入一段不道德的情感纠葛。对于平日生活准则像清教徒一样严正的克利斯朵夫，通奸使他对自己深恶痛绝，恨不得让上帝把自己的肉体和灵魂一齐毁灭。最终他逃离了，隐居到瑞士。经历了各种感情的创伤，克利斯朵夫的性情反而被磨砺得更加坚定有力。他学会了用审美的眼光去看待悲剧性的人生，在自己的心灵世界筑起一座永不陷落的要塞。虽然他没能战胜情欲上的诱惑，但他使自己渴求纯净的灵魂战胜了痛苦，像贝多芬一样从痛苦走向欢乐；虽然他没能改变命运，但通过奋斗，通过克服生命历程中万千冲突困惑，使他最终达到生命的澄明之境——和谐。这一切都是在与命运、与社会的不断冲突和撞击中实现的。
反映社会矛盾
《约翰·克利斯朵夫》深入地表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益增长和激化的社会矛盾。小说主要通过主人公克利斯朵夫的经历来反映这种尖锐对立的阶级状况。在小说的前几卷，约翰·克利斯朵夫是一个叛逆的形象。他生长在阶级界限、上下尊卑十分森严的环境中，从小就孕育了反抗性格。作者通过一系列的事例来塑造这种性格。最初，他对两个小主人的欺弄感到满腔愤懑，作了大胆的还击。他为父母居然对那些卑鄙的恶人卑躬屈膝感到可耻。他甚至看不惯善良的母亲低声下气地接受主人家的恩赐。他对父亲要把他训练成一头玩把戏的动物而感到愤慨，执意不想再弹钢琴。他受不了满身铜臭气的伯父的揶揄，心头火起，竟对着伯父脸上啐了一口。他过早地就开始挣钱谋生，支撑这个被酗酒的父亲弄得破败不堪的家庭。他同弥娜闹恋爱，遭到克里赫太太的反对，她要他考虑门第，克利斯朵夫羞愤交集，宣称他“不是任何人的仆人！……即使我没有你的门第，我可是和你一样高贵。……我尽管不是一个伯爵，我的品德也许超过多少伯爵的品德”。这段愤激的话是对社会不平等的愤怒抗议，是对豪门权贵的高度蔑视。
克利斯朵夫独来独往的行为竟然得罪了大公爵。有一次他在一份社会党的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大公爵暴跳如雷，训斥他：“你什么权利也没有，唯一的权利是不开口。”克利斯朵夫没有被淫威吓倒，他说：“我不是您的奴隶，我爱说什么就说什么，爱写什么就写什么。”表现了凛然不可侵犯的正气。克利斯朵夫最后因出于义愤打死了一个侮辱乡下姑娘的大兵，他的个人反抗达到了最高潮。克利斯朵夫的反抗反映了下层人民和上层统治者之间愈来愈尖锐的阶级对立。如果说，克利斯朵夫在闭塞保守的德国看不到组织起来的群众对统治当局进行斗争的话，他却在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法国巴黎同工人群众相遇，终于不期而然地碰上示威游行队伍。他不由自主地同警察进行搏斗，成了被追捕的逃亡者。工人团体的活动和示威游行是20世纪初期逐渐高涨起来的群众性斗争，它们反映了社会矛盾的加剧。
小说中的描写透露了强烈的时代气息。对当时的政治事件、革命斗争和工人运动的关心和同情，使罗兰感受到时代跳动的脉搏。在小说中他有时正面描绘了这种社会矛盾，有时则放到背景之中，起到烘托气氛的作用。小说的描写使人感到当时的欧洲面临着深重的政治社会危机。
揭露资产阶级的文化和精神的堕落
小说描写了资产阶级的文化和精神的堕落。揭露得尤为淋漓尽致的是在第五卷。罗兰猛烈地抨击了巴黎艺术界。克利斯朵夫未到法国之前，把巴黎想象为自由的天堂，在巴黎爱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既没有什么组织来操纵人家的声名和成功，文人也不相轻，批评界也不压制天才……可是到了巴黎以后，克利斯朵夫看到的却完全是另一个样。巴黎的出版商像猛兽等待猎物一样专候艺术家走投无路，自动送上门来。他发现这儿的文学专门描写淫荡肉欲，到处都“弥漫着精神卖淫的风气”。资产阶级文人标榜什么“为科学而科学”“为艺术而艺术”，实际上他们是“为金钱而艺术”。在作家们的眼里，财富竟是一种美，几乎也是一种德，因此，他们的作品也成了“现代工商业化的出品”。罗兰一针见血地指出：金钱“在这商业化的民主国家中控制全部的艺术思想”。巴黎文艺界的高级社交场所被作者绝妙地讽刺为广场上的市集，人人都在那里闹闹嚷嚷，推销自己的拙劣作品，并且互相攻讦。他们一旦发现克利斯朵夫是个大胆的革新者时，就想尽一切办法阻碍他获得成功。
资产阶级文化上的堕落反映了他们精神上的堕落。罗兰用冷嘲的笔锋写道，那些上流社会的贵妇人，生活空虚，只求享乐，连小动作都有一定的功架，“对着闪光的羹匙、刀叉、银咖啡壶，把自己的倩影随便瞅上一眼，她们更觉得其乐无穷。”这些女人身上散发着腐化堕落的气息。至于男人们，“他们嘴里一刻不停地说着自由，可是没有人比他们更不懂得自由，更受不了自由。”那些议员们一心只想捞到财产和再次当选；“在法国，政治被认为是工商业的一支。”他们中间有一个虚伪透顶的资产阶级文人兼政客一一雷维·葛，他是暴发户的儿子，专搞些贵族式的文学，大言不惭地自命为第三共和国治下的贵族，“永远装得彬彬有礼，周到细腻，便是对心里厌恶而恨不得推下海去的人也是如此。”这个伪善的家伙却在上流社会中如鱼得水，十分活跃。小说对巴黎上层社会的乌烟瘴气，绅士淑女的猥琐卑污和精神堕落，作了真实的写照。文化和精神的颓废沉沦是帝国主义时代的显著特点之一，《约翰·克利斯朵夫》关于这方面的反映也是入木三分的。
对战争威胁的回应
小说描写了一场即将来临的战争笼罩着欧洲上空的严重威胁。这场战争从19世纪末已经投下了阴影，20世纪初这种歇斯底里的叫嚷更加甚嚣尘上。罗兰在中学时代就被战争的幽灵纠缠不已。对此，他大声疾呼要实现民族和睦，特别是德法两个民族的和睦。“我们是西方的一对翅膀……战争要来就来吧！咱们的手始终紧紧地握着，像兄弟般契合的心灵始终在一块儿飞跃。”罗曼·罗兰通过克利斯朵夫和法国青年奥里维的友谊形象地表达了他的民族和睦的思想。奥里维和他的姐姐安多纳德的故事是十分动人的。奥里维纯朴、多情、孱弱、天真，但骨子里他是个意志坚定、独立不羁、热血沸腾的青年。他和克利斯朵夫相遇后，彼此互相吸引，结为知己。克利斯朵夫通过他了解到法兰西纯洁、美好，向往和平的民族精神。每当局势紧张时，克利斯朵夫就认为德法两国应当携手，解除仇恨。他和奥里维在这种剑拔弩张的情势下都感到不胜苦闷。军国主义者十分猖獗。什么是爱国主义？是否要为统治者效命？这些问题既纠缠着每一个人，也纠缠着他们俩。罗曼·罗兰描写奥里维在克利斯朵夫丧母时赶到德国去安慰他，而克利斯朵夫在奥里维跟雅葛丽纳离异后也给他以支持，他们之间心灵的融洽显示了两个民族可以达到和睦的思想。当然，罗兰的思想不可能达到制止战争的目的，他也不了解企图发动战争的狂人行动的原因。尽管如此，他的小说对回击沙文主义者的叫嚣，对帝国主义战争的谴责还是很有意义的。他的声音在沙文主义者的大合唱中显得十分突出。这种思想代表了相当一部分法国人要求遏制战争的善良愿望。
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积极意义和历史局限性
这部小说还通过主人公的精神发展和生活历程，全面地表现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积极意义和历史局限性。一方面，作家从人道主义出发，对社会地位低下的不幸者表示了深刻的同情，赞美了他们不满现实，反抗侮辱、压迫和奴役的斗争精神，宣扬了和平、正义、公道等思想。另一方面，又瞧不起群众，不主张采用暴力斗争。他主张用“精神独立”的英雄来进行个人主义的反抗。所以，他笔下的理想人物所进行的不过是一场孤立的个人奋斗，他所赞美和表现的不过是个人英雄主义精神。甚至把马克思主义与反动哲学家尼采相提并论。因此，当他斗争遭到失败之后则向托尔斯泰“勿以暴力抗恶”的思想求救。作品在其“理想人物”身上所体现出来的这些思想在当时无疑是消极的，甚至是反动的。这说明罗曼·罗兰在当时还是一个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
重构西方精神
《约翰·克利斯朵夫》仿佛是一个时代的“精神的遗嘱”。罗曼·罗兰也因为梦想着重构西方精神而被尊称为“欧洲的良心”。该书最有影响力的还是通过克利斯朵夫、奥里维、葛拉齐亚三者为代表的德、法、意三国的欧洲“三重奏”，这是人类和谐精神的整体象征，也是作者重构西方精神的具体表现。克利斯朵夫代表德意志的狂放不羁、强悍有力，具有创造性力量；奥里维代表法兰西的自由清新，具有先进思维；葛拉齐亚代表意大利的和谐柔美，具有现实精神。三者虽具有不同特质，但创造、思维、现实三者是相辅相成的，不可分割，相互影响的。作者在突出位置描写了克利斯朵夫与奥里维结下的亲密友谊，与葛拉齐亚富于诗意的“柏拉图”式的爱情，这一微妙的人物关系，正是作者反对军国主义和民族歧视、主张人类和谐一致的人道主义理想的象征性体现。同时，对这三者也有所批判。如：德国——意志坚定但在理想主义的幌子下是自私自利；法国——四周都是腐败的艺术；意大利——他们的理想主义永远忘不了他们自己，缺乏宽阔胸襟。这里只需引述罗曼·罗兰在1925年1月所写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给他在中国的弟兄们的公开信》就很可以说明问题了：不管他们来自何方，他们都是我的朋友、我的同盟和兄弟。我的祖国是自由的人类，伟大的民族是它的省份，而众人的财产是它的太阳神。
人物塑造
小说描写人物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写奥里维就和写克利斯朵夫不同，写克利斯朵夫是从他诞生开始，紧紧把握住他和社会的矛盾，从各个侧面，不断深化他的战斗精神。写奥里维则不然，他的出现，在第五卷的最后几页（他的童年生活的回叙穿插在第六卷《安多纳德》中）。但在这以前，作者就用经过周密考虑的方式预示了这个重要人物在小说中的重要地位。罗曼·罗兰先写了安多纳德和克利斯朵夫的三次相遇和她留给克利斯朵夫的不可磨灭的印象，安多纳德不久就病死了。后来，在一个家庭音乐会上，他见到了一个崇拜他的音乐的青年诗人，当别人把他的姓名告诉克利斯朵夫的时候，“这个姓氏的回声，在克利斯朵夫耳中像一阕熟悉的音乐一般。一个少女的倩影在他眼睛深处闪过。”奥里维的形象就此确立。
对于主人公的刻画，心理描写总是少不了的，小说中作者运用的是内心独白、自我对话等描写手段。来到巴黎之后，艺术界的一切让克利斯朵夫大失所望，他那刚正不阿的性格得罪了所有认识的人，在异国他乡，他又一次陷入窘迫的境地，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孤独。“他是孤独的。他也以为自己是孤独的，不过，他并不在乎。……他比过去坚强多了，成熟多了。”孤独，且又不畏孤独，从小我中跳出来，在广阔的音乐世界里寻找生活的乐趣、生命的意义，从这段内心独白中读者可以体会到克利斯朵夫的坚强。
意象象征
小说中一个独特的表现手法，是整部小说以“河”这一意象贯穿始终。“河”这一意象在小说中出现了近百次。在小说的开篇，写克利斯朵夫出生，就对孕育克利斯朵夫成长的母亲河——莱茵河，进行了声响的描写：“江声浩荡，自屋后上升。”结尾又是以莱茵河来为主人公一生的总结。莱茵河伴随了克利斯朵夫的一生，他出生在莱茵河畔，结识朋友在莱茵河畔；身处异国时，眼前浮动的是莱茵河；临终弥留时，耳边听到的是莱茵河的涛声。作者把各种现象比作河流，“河”之意象如同晴朗夜空中的点点繁星，在整部小说中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其他象征比如风和雨，有着扫荡一切，摧毁一切的万钧之力，每次出现都预示着约翰·克利斯朵夫历经磨难后的重生与自由。“他无羁无绊了，孤身一个……一个人！一个人存在，回归自我是多么幸福啊！”小说中多次出现对风和雨的描写，使其赋予一种吐故纳新的意义。风和雨的每次出现，都是在克利斯朵夫精神危机出现之时。在 《欧莱一家》一节的末尾，有这样一段：“倏然间，闸门打开了。在他身后的院子里，大雨如注，倾盆而下……在闪光之中，他看见黑暗的尽头，他看见了，看见有个天主。他就是天主的化身……他打破了生命的界限……生命的烈火！生命的飓风！疯狂地求生……仅仅为了轰轰烈烈地活下去。”在《流沙》一节的开头，文中写到：“转回城里，凛冽的寒风在巨大的城门下旋转……克利斯朵夫却欢欣地笑了。他顾不上眼前的风暴，却在想着他刚刚挣脱出来的另一场风暴。”经历了和安娜的恋情之后，克利斯朵夫隐居在瑞士的汝拉山上，失去奋斗动力的克利斯朵夫在复活节下山去寻找生命。一天夜里，吹来了“春天的焚风”，它温暖了大地，融化了冰，孕蓄着雨，吹在克利斯朵夫的脸上，终于为他带来新生命的活力。
音乐性
整部作品具有很强的音乐性。小说不仅描写的是一位音乐家的一生，且在人物形象、性格塑造、情节发展和小说结构等方面也具有音乐性，其中对自然音乐的描述更是细腻生动。如选文中的“乐队合奏”：“一群飞虫绕着清香的柏树发狂似的打转，嗡嗡的苍蝇奏着军乐，黄蜂的声音像大风琴，大队的野蜜蜂好比在树林上面飘过的钟声，摇曳的树在那里窃窃私语，迎风招展的枝条在低声哀叹”。罗兰将大自然的各种声响比拟成音乐声，场景描写活泼生动，满满的乐感，而且欢快的环境也与主人公初次突破桎梏的愉悦心境相应和。小说中多次出现莱茵河、圣马丁教堂的钟声，它们贯穿整部作品，就如同合奏中的主导乐器，前后呼应，首尾对照。
小说中有时音乐并没有明显出现，但有些场景的描写本身却如同音乐一般充满着音乐性。如《节场》这一卷对音乐界、文艺界、批评界的铺天盖地的抨击犹如一阵狂风骤雨般的急拍，重重的敲击着读者的心，几欲喘不过气。他批判炒什锦似的音乐会漫无节制，制造和弦的铺子太多了；批判为金钱而卖弄风流性事，玩弄虚伪情感，肉感的文学，文坛如入香粉铺，俗不可耐；批判批评界的互相厮杀，追求“纯粹”的音乐，缺少意志和强烈的生命力等等。
作品影响
社会影响
“《约翰·克利斯朵夫》对二十世纪三十和四十年代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如巴金、胡风、路翎等人都将此译作视为生存哲理加以崇奉。作家路翎明确表示傅雷译本《约翰·克利斯朵夫》对其《财主的儿女们》有着深刻的影响。
文学影响
从小说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如果说于连是19世纪个人奋斗失败的英雄，那么，克利斯朵夫则是20世纪个人奋斗成功的奇才。这也可以说明罗兰和司汤达之间的继承关系”。
《约翰·克利斯朵夫》开创了“长河小说”这一艺术体裁。作品以主人公一生为主要线索，构成了基本情节。次要的人物虽各自有其独特的命运和遭遇，但时时呼应主线。整部作品就像一条由许多支流汇集而成的大河，奔腾不息。
作品评价
翻译家傅雷：“我们尤须牢记的是，切不可狭义地把《约翰·克利斯朵夫》单看作一个音乐家或艺术家的传记。艺术之所以成为人生的酵素，只因为它含有丰满无比的生命力。艺术家之所以成为我们的模范，只因为他是不完全的人群中比较最完全的一个。而所谓完全并非圆满无缺，而是颠扑不破地、再接再厉地向着比较圆满无缺的前途迈进的意思……这部书既不是小说，也不是诗，据作者的自白，说它有如一条河。莱茵这条横贯欧洲的巨流是全书的象征。所以第一卷第一页第一句便是极富于音乐意味的、包藏无限生机的江声浩荡……”
日本作家村上春树：人生是空的，但当然有救。因为在其开始之时并非完全空空如也。而是我们自己费尽千辛万苦、无所不用其极地将其磨损以至彻底掏空。至于如何辛苦、磨损，请去阅读罗曼·罗兰著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一切都写在那里。
作者简介
罗曼·罗兰是20世纪上半叶法国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音乐评论家。他也是思想家和文学家。曾在罗马法国考古学校当研究生，归国后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和巴黎大学讲授艺术史，并从事文艺创作。20世纪初，他连续写了几部名人传记：《贝多芬传》、《米开朗琪罗传》和《托尔斯泰传》等。还有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获法兰西学院文学奖金，1915年，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他的另一部重要小说是《母与子》。此外，他还发表了音乐理论和音乐史著作、诗歌、文学评论、日记、回忆录等各种体裁的作品。
索书号：I565.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