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是元末明初施耐庵创作的长篇小说（现存刊本署名大多有施耐庵或罗贯中或两人皆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章回体长篇小说。

全书通过描写以宋江为首的一百零八位梁山好汉消灭乱臣贼子、水泊梁山壮大和接受宋朝招安，以及受招安后为宋朝征战的宏大故事。

《水浒传》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问世后，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后世中国小说创作的典范。《水浒传》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用白话文写成的章回小说，流传极广，脍炙人口；同时也是汉语言文学中具备史诗特征的作品之一，对中国乃至东亚的叙事文学都有深远的影响。

作品鉴赏

思想内容

忠义

全书以梁山发展过程为主线，通过各个英雄被逼上梁山的不同经历，描写出他们被迫走上小规模联合反抗，到发展为盛大的队伍的全过程，表现了“官逼民反”这一必然规律，塑造了好汉们的群体形象，深刻反映出北宋末年的政治状况和社会矛盾。

作者歌颂了好汉们劫富济贫、除暴安良的正义行为，肯定了他们替天行道的精神。宋江原是一位周急扶困的义士，当他被逼上梁山之后，壮大了梁山的声威，取得了一系列胜利。

小说以高俅发迹作为故事的开端，意在表明“乱自上作”，高俅是奸臣们的代表人物。作者还写了大批的贪官污吏和地方恶霸，正是他们狼狈为奸，鱼肉百姓，才迫使善良而正直的人们不得不铤而走险，奋起反抗。

《水浒传》的主题在于“忠义”，小说的创作者希望表达民族意识，但又不能毫无保留地展现这种观念，只得进行删改，或者以一种隐晦，却能令民众理解的方式来表现，“崇道斥佛”这种宗教观念，恰恰符合这种需求。

宋元、乃至明朝时期，佛道观念在社会上代表着一种特殊的文化理念，《水浒传》尊道斥佛，放在当时社会历史背景下，不在于佛道本身，本质是对宗教式夷夏观念的一种文学表达。

人性恶

《水浒传》中全面呈现了一个人性恶的世界，社会上上下下，五花八门的丑类、牛鬼蛇神充斥于全社会。《水浒传》中的社会是人性丧失的社会，社会各层面都是恶人的天下。整个社会君昏臣乱、政治腐败、道德沦丧。上层统治者皇帝荒淫无道，把国家大政交给一伙奸臣，任其倒行逆施，生事害民。皇帝成为贪官污吏的总头目。四大奸臣祸国殃民、坏事做尽。高俅为满足高衙内的无耻色欲，为夺林冲妻子，就要把林冲置于死地。他还竟然接受外敌的贿赂，暗通辽国，卖国求荣。在各地有许多如狼似虎的地方官，他们多半与封建朝廷的权势人物有直接关系。这些官员肆无忌惮贪赃枉法，对百姓敲骨吸髓。新任高唐州知府高廉，指使小舅子殷天锡去强占柴皇城的一座花园水亭，柴进与之说理，却被关进监狱。衙门中的恶差更胆大妄为，董超、薛霸在其主子的指使和金钱的诱惑下，沿途折磨林冲，并想在野猪林将其谋害。在下层社会中还有众多地主豪绅、恶霸、流氓地痞、市井恶民，他们鲜有道德欺压良善、残害百姓。毛家父子为霸占解珍解宝所射杀的老虎陷人以罪，把二解关入大牢还不罢手，竟然密谋：“不如一发结果了他，免致后患”，土豪的心肠真是比蛇蝎还毒!还有市井之中的流氓地痞无赖，如西门庆、牛二虽然地位低下但也极其凶恶，称霸一方，欺压良善，西门庆夺人之妻，牛二在街上欺压百姓撒泼强夺，百姓畏之如虎，躲之不及。地位更为低下的恶女一旦得势或抓住某个机会就恶性爆发，仗势欺人。妓女白秀英与知县相好就依仗县令权势，欺侮良善，因雷横去听她的戏，忘记了带钱，不能赏她，发生了争执，白秀英用莫须有的罪名把雷横告官，县令抓捕雷横，雷横受到戴枷示众的惩罚。还侮辱其母。宋江的外室阎婆惜在得到宋江的招文袋后心生贪婪之念，全然不念宋江对其救助的恩义，对宋江一步步逼迫、伤害、侮辱、讹诈、威胁。欲置于死地而后快。写出了恶是平凡人的一种普通情感。表现了社会中女性灵魂的畸变和人性的异化。

艺术特色

人物形象

《水浒传》的最大特点在于它的铺排和结构设计皆是以人物为故事情节的主线。《水浒传》中所刻画的人物形象并非一两个单一形象，而是群体形象，它涉及到社会各个阶层的人物刻画，特别是对水泊梁山上的一百零八个好汉进行了细致塑造。在《水浒传》的前七十回安排中，都是针对不同的人物形象进行刻画，通过语言、行为、肖像等描写方式，塑造出来各具特色的人物形象，他们的个性鲜明。

《水浒传》首开先河，采用白话文进行创作，它为后世小说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水浒传》中的许多故事都可以单独拿出来成为独立的人物传记，例如“武松传”，“鲁智深传”等。《水浒传》的结构就是将不同人物的生平展开故事情节，作者通过人物塑造来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在叙事的过程中突显出人物形象。

在《水浒传》中出现的人物形象，同类型的人物形象都有着某些共同的人物特征，但也同时具有区别于其他人的性格特点。

《水浒传》中塑造的人物形象个性鲜明，很容易让读者记住。例如“黑旋风”李逵，他的性格有些鲁莽、直率，心直口快，但对宋江却十分的忠诚，可谓是言听计从。作者在塑造李逵这一人物形象时并没有将其塑造成一个是非不分，愚忠型的人物，他也有他的可爱和可悲之处，他爱憎分明，宋江入狱时他悉心照顾，宋江强抢民女时他扬言要杀了他。通过一系列的故事铺排，将一个爱憎分明、明辨是非的李逵活灵活现的展现在读者面前。人物形象不再古板、套路化，而是具有了更多的血和肉，更容易吸引读者的眼球。

人物的生活环境，受教育情况以及生活阅历等都对人物性格的形成有重大影响。作者在撰写《水浒传》时通过对现实环境矛盾冲突的描写，使得人物性格表现更加合理化，更加贴近现实，使读者在阅读时有一种感同身受的感觉。《水浒传》中的人物形象都不是单一的性格，他们处于复杂的社会环境中，性格都具有其独特、多面、复杂的特点。《水浒传》中人物形象塑造打破传统模式，在人物塑造艺术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

《水浒传》中的人物形象可以按照其身份地位的不同将其归类。例如吴用、李逵等可以将其归类为贫民类。吴用的身份是一个小村子的私塾教书先生，算得上是一个知识分子，作者在对其穿着中有描写到“似秀才打扮”，点出了吴用的身份。吴用号称是“智多星”，在梁山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李逵作为典型的农民形象，他在打杀恶霸时从不心慈手软，，他不止一次扬言要造皇帝的反。作者在塑造李逵这一人物形象时，我们看到的不再是表层的东西，不再是李逵性格的鲁莽，而是透过一件件事情传达出的更深层的含义，那就是李逵是一个重情重义的汉子。他虽然是处于社会底层的贫苦大众，并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但他却是一个是非分明，忠肝义胆的人物。作者通过对吴用，李逵等贫苦人民形象的塑造，传达出当时社会底层贫苦人民的精神状态和生活境况，使读者对当时的社会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为了与贫苦人民形象作对比，《水浒传》中还刻画了另一类人物形象，那就是下层官吏形象。《水浒传》中的下层官吏主要有两种，即文官和武官。文职官吏的典型人物是宋江，他专门负责文书处理方面的工作。与文职官吏相比，在《水浒传》中出现的武职官吏相对较多一些，如武松、林冲等等。他们也被奸臣所迫，最后走进梁山走上替天行道的道路。在《水浒传》中还塑造了另一类官吏形象——贪官污吏，如管营、差拨等，他们滥用职权、仗势欺人，利用手中的权利进行权钱交易，这已经充分表明宋朝正处于崩溃边缘，官官相护欺压百姓是造成百姓造反的根本原因。

《水浒传》中对女性人物形象的塑造并不是很多，其中还都是女性反面形象的塑造，如潘金莲、潘巧云等，人们对他们的评价褒贬不一。《水浒传》对女性人物形象的塑造使中国古典小说的人物更加丰富，通过对女性人物形象的刻画，突显出当时社会女人的生活状态以及社会地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情节

《水浒传》曲折动人的情节，尖锐激烈的矛盾冲突，往往通过一个个场面展开、一个个细节描写、一步步地推向高潮。第23回写武松打虎的情节就是如此。第一个场面，描写武松在景阳冈下酒店一连喝了十几碗酒。接着第二个场面，写他走出酒店被店家喊住说：有大虫伤人和三碗不过冈。武松怀疑店家用心不良，决计过冈。第三个场面写他行数里，看见剥皮树干上写着有大虫伤人等两行字，武松将信将疑地仍继续上冈。第四个场面写他来到景阳冈上，看到山神庙前的印信榜文确信有虎。接着第五个场面才写他在冈上遇虎、打虎。

在打虎这个场面中，老虎的一扑、一掀、一剪，武松一一躲过，以及武松的哨棒打在树上被折断，他就势按住老虎拳打脚踢，老虎以利爪刨出土坑等等，都是一个个细节。这些细节在描写武松神勇的同时，扣人心弦地把情节推向高潮。

《水浒传》的情节生动曲折，大小事件都写得腾挪跌宕，引人入胜。有一些段落，集中了很多人物、精彩的场面，如“智取生辰纲”“三打祝家庄”等。而每一组的情节又往往是人物的性格发展史，如“景阳冈打虎”“斗杀西门庆”“醉打蒋门神”“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等情节，使人不期然想起武松。

类似的事件写出不同的情节，这也是《水浒传》的显著特色。如林冲买刀和杨志卖刀、武松打虎和李逵杀虎、武松杀嫂和石秀杀嫂、江州劫法场和大名府劫法场、以及林冲起解和卢俊义起解等等，事件类似却写出了完全不同的情节，显示出生活丰富多彩和人物性格异彩纷呈。

结构

《水浒传》的结构是纵横交错的复式结构。梁山起义的发生发展和失败的全过程纵贯全篇，其间连缀着一个一个相对独立自成整体的主要人物的故事。这些故事自身在结构上既纵横开合，各尽特色，又是整个水浒故事的有机组成部分。

语言

施耐庵在小说的人物形象塑造中，充分发挥人物语言和描述语言的个性功效，通过恰当地使用鲜明、特色的语言使人物形象生动、突出。例如，鲁达在野猪林救了林冲，一路护送到沧州，在与林冲分别时，取了些银子与林冲和两个差人，并警告差人：“你两个撮鸟，本是路上砍了你两个头，看在我兄弟面上，饶仔两个鸟命。如今没多路了，休生歹心。”两个差官连连说：“再怎敢，都是太尉差遣。”接了银子，要待分手。鲁智深又道：“你两个撮鸟的头，硬似这松树么？”鲁智深抡起禅杖，把松树只一下，打得树木二寸深痕，齐齐折了。从鲁智深的语言不难看出其粗犷、率直、洒脱的性格特点。鲁智深内在的豪强、彪悍、粗野的人物形象跃然于纸上。再如“鲁提辖拳打镇关西”一节，写店小二不放金老走时，“鲁达大怒，揸开五指，去那小二脸上只一掌，打得那店小二口中吐血；再复一拳，打落两个当面门牙。小二扒将起来，一道烟跑向店里去躲了。”鲁智深是个急性子，打人都急，没说两句就“大怒”，不由分说就打来。“揸开五指”如见其伸出大手，往小二脸上打去。“只一掌”，清脆响亮之声，响于耳际。“再复一拳”，是一掌不足以解恨。店小二的狼狈相活现于眼前。作者用幽默、俏皮的语言塑造了社会上形形色色人物的丑态，令读者发笑，令世人生厌。作者在描述用语和人物语言上彰显了不同人物的不同性格特征。

魔幻色彩

《水浒传》用了大量魔幻神奇的题材，不仅给文章增添了神秘的色彩，还增加了文章的趣味性和可读性。例如《水浒传》有诸多的能人异士，如张天师、罗真人、公孙胜等人，他们身怀奇术，能在水、陆、空的立体环境中根据不同的情境需要施行不同的法术。满含神秘诡异力量的法术穿插于文中，给文章增添了神秘性和趣味性。在当朝皇帝昏庸，奸臣当权，社会贪腐黑暗的现实情况下，梁山好汉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注定起义终会是失败的。但因了文中诸多魔幻神秘的因素，无论人或事，成功和失败的原因皆可归为“天意”、“天数”“天命”“气数”，仿佛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因果早已注定。文章在魔幻神秘的传说中，透出一种无可奈何的宿命色彩。

作品影响

社会影响

《水浒传》对招安的描写曾经对某些义军的领袖产生过影响，如张献忠在谷城受抚，就表示“勠力王室，效宋江水浒故事耳”（《纪事略》）。但比较起来，《水浒传》对农民起义的积极影响还是主要的。一批批义军将《水浒传》作为起义的教科书，从中汲取力量，高举起武装斗争的大旗。据现有的资料记载，从万历十四年（1586）起，就可以看到梁山英雄对于造反者的影响。特别是在明末农民大起义中，水浒英雄的口号已被广泛地写在农民军的义旗之上，许多义军首领袭用了《水浒传》的人名或诨号，成为中国农民起义史上的一种奇观。后来清代义军打着《水浒传》旗号的也屡见不鲜，太平天国、天地会、小刀会、义和团等无不受到《水浒传》的影响。[15]

文学影响

《水浒传》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长篇小说，开创了白话章回体小说的先河。它作为一种新的文体，从此在文学领域内确立了应有的地位，开始逐步改变以诗文为正宗的文坛面貌。从小说创作的角度来看，它和《三国演义》一起，奠定了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为广大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审美心理和鉴赏习惯。但它比之《三国演义》，更贴近生活，作者开始把目光投向市井社会、日常琐事和平凡的人物，注重刻画人物性格的层次性、流动性，并纯熟地使用了白话，多方面地推进了中国古代长篇小说艺术的发展。

《水浒传》在明代时被列入“四大奇书”。近现代以来，又成为古典小说“四大名著”之一。《水浒传》的文风、构思和理念，都对后世的中国乃至东亚小说，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水浒传》在十六世纪已传入朝鲜，除中国原刻以外，还出现了朝鲜坊刻本、抄本和翻译本。《水浒传》是用白话文写成的小说，当时的朝鲜学者，对文言比较熟悉，而对白话文不太精通，朝鲜显宗十年（1669年）特为读《水浒传》而出版了《水浒传语录》。日本于1757年出版了百回本《忠义水浒传》的全译本。法国于1850年出版《水浒传》摘译本，1978年出版百二十回的全译本。《水浒传》已有英、法、德、日、俄、拉丁、意大利、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朝鲜、越南、泰国等十多种文字的数十种译本，《水浒传》在海外广泛流传并得到了高度评价。

作品评价

现代文学家鲁迅：“‘侠’字渐消，强盗起了，但也是侠之流，他们的旗帜是‘替天行道'。他们所反对的是奸臣，不是天子，他们所打劫的是平民，不是将相。李逵劫法场时，抡起板斧来排头砍去，而所砍的是看客。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哥伦比亚大学中国文学名誉教授夏志清：“与《三国演义》相比，《水浒》至少在两个主要方面发展了中国的小说艺术，其一，它大量采用了现代读者仍喜闻乐道的白话文体。其二，它在塑造人物、铺陈故事时，能不为史实所囿。”“《水浒》以真实的日常生活为背景，写了不少江湖豪杰的故事，比《三国演义》的确具有更生动的现实主义特色"

美国作家赛珍珠：（《水浒传》是）“中国生活伟大的社会文献”。

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这部13世纪的“流浪汉体小说”并不比17世纪西班牙同类的小说逊色，而在有些方面还超过了它们。如它完全没有说教，有时情节的展开像史诗般的广阔（有围困城堡和城市的场面），以及对超自然的和魔幻方面的描写能令人信服。最后的这个特点使这部小说和所有这一类小说中最古老、最优秀的作品——阿普列乌斯的《金驴》相接近。

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水浒传》）“记录了那个遥远年代人的基本生存状态”。

毛泽东对《水浒传》的评价，早年他认为《水浒传》是“农民造反起义失败的例子”，“它描写的是北宋末年的社会情况，中央政府腐败，群众就一定会起来革命”，“每个造反者都是被逼上梁山的”；晚年他认为《水浒传》“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

作者简介

施耐庵，元末明初的文学家，本名彦端，祖籍一说是兴化白驹（今江苏大丰），一说是钱塘（今浙江杭州）。其人博古通今，才华横溢，举凡群经诸子、词章诗歌、天文、地理、医卜、星象等，无不精通，35岁曾中进士，后弃官归里，闭门著书，与拜他为师的罗贯中一起进行《三国演义》《三遂平妖传》的创作，搜集、整理关于梁山泊宋江等英雄人物的故事，最终写成《水浒传》。

索书号：I242.4/645